西南联大揭示了什么教育规律
2017年11月1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西南联大校歌响起，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高校迎来了80周岁生日。以“刚毅坚卓”为校训的西南联大在短短8年期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培养出许多精英，更以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毕业生的成绩，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中的经典，经由回忆有无数轶事流传。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西南联大被认为是中国高校再难企及的高峰和奇迹。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者，笔者却认为，西南联大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达到世界一流，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西南联大牢牢把握住了教育规律。如果我们经由纪念重新认识到教育规律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中国高校仍有可能在人才培养方面再攀一流高峰。
第一个教育规律在于学习量。天真而未经深思的观念认为，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识很多一定力量更大。因此，要培养出创新人才，一定要教给学生很多知识，让学生的头脑充满知识才能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许多大学现在办试验班、举办各种“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学习量单纯加法的思路依然如故，福州某大学试验班一、二年级教学计划的学分安排总和就达到125学分，南京某师范大学相关学院即命名为“强化学院”。但翻阅西南联大历史材料，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西南联大文学院、理学院毕业应修学分数只有132学分,工学院学习量只有142学分左右。当时的学习量非常少，西南联大对学习量的恰当把握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同样尺度上。
11月初，山东省教育厅汇总公布了全省本科院校的专业培养方案，大多数高校本科专业的学习量基本在150至170学分之间，例如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学分要求高达170学分，比西南联大文学院的毕业学分要求高了38学分。从以上比较看，高校认识到并把握住“学习量”这个教育规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教育规律是西南联大极高的课程学术要求，也因此在管理数据中呈现出极高的淘汰率。北京大学前副校长、西南联大毕业生沈克琦先生曾回忆道：“（学生）不及格的学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132学分才能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就稀里糊涂，后来一算学分就131个，就差一个学分，他又念了一年。”西南联大教师最后的课程成绩执行正态分布。清华大学前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先生回忆道：“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是开除，让你退学就是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它并不放宽标准。那个时候，教授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说必须有多少人来淘汰的。”
在这样严格的学术要求之下，西南联大最终毕业的学生有多少呢？梅祖彦先生估计，“西南联大前后名册上有名字的有八千人，但是拿到西南联大文凭的只有两千人。也就是说，没有‘成活’的学生还有六千人”。梅祖彦先生认为，现在的人们回忆西南联大只盯着那些著名的少数人才，但其实不符合西南联大整体的教育和学生发展情况，我们恰恰忽略了西南联大严格的学术要求，忽略了最为重要的教育规律而将西南联大当作了“奇迹”。在“双一流”时代回顾西南联大、纪念西南联大，必须在2000：8000，也就是25%毕业率的真实背景下来回顾和纪念。西南联大不是奇迹，只是我们忘记了规律才成为“奇迹”。
目前从教育部的公开数据可以对全国的毕业率进行估计，我国高校普遍而言淘汰率非常低，这意味着大学课程的学术要求与西南联大相比非常低。此外，“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教育思想和学生管理思想使得管理者和教师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少数后进学生身上，不能把精力更多集中于优秀学生身上。汪曾祺等毕业生对西南联大的学习有很多异常生动的回忆，当时师生交往登堂入室，十分密切，但从整个西南联大的教育背景来看，能够登堂入室的学生实际已经是大浪淘沙后很少一部分了。
当下，无论从各高校宽松的课程学术要求看，无论从各高校宽松的学籍管理规则看，无论从教育部对于转学、本科转专科的管理规则和陈旧的系统设计思想看，西南联大发现和坚持的教育规律似乎已被忘记了。
第三个教育规律是与学术自由紧密联系的学习自由观念，还有基于以上观念的教育组织制度。西南联大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专业；西南联大允许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西南联大允许学生自由转专业……北京大学政治学大家赵宝煦先生当年爱好文学艺术，要求由化工系转专业到中文系，因而与闻一多先生有深入谈话，并听从闻一多先生建议而转学到政治系。更为可贵的是，西南联大允许学生转学并专门招收转学学生。1942年夏天，西南联大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转学生，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由当时重庆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转学西南联大。李政道由浙江大学转学到西南联大，并将西南联大视为自己永远的母校。李政道先生回忆道：“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1946年5月，我离开联大从昆明经上海到美国去。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虽然我在联大就待了一年。”
现在的“朱光亚”“李政道”们，还有机会经由转学遇到“大转变”吗？这样的大转变朝向着视野扩展、动机生成和创造力，没有这样的转变，他们少有机会成长为真正的“李政道”。(作者:卢晓东)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11月07日
澳大利亚高校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
澳大利亚的大学与欧美大学相比，虽然历史不长，数量也不多，但教育质量和水平却举世瞩目。曾任澳大利亚联邦教育、科学与培训部部长的布兰登·尼尔森认为，“经济和人文的复兴，都是由教育特别是大学推动的”。澳大利亚现有42 所大学，其中只有两所为私立大学。2015年9月，QS 世界大学排行榜（2015/16）发布，澳大利亚5所高校入围50强，排名分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19位，墨尔本大学第42位、悉尼大学并列第45位、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并列第46位。2015 年10月，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 2015-2016 世界大学排行榜，澳大利亚5所大学入围100强，排名分别是墨尔本大学第33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45位，悉尼大学第60位 ，昆士兰大学并列第65位，莫纳什大学第83位。笔者曾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西悉尼大学、昆士兰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高校进行学习和考察，对澳大利亚高校的办学理念、教育理念、国际合作、治理结构等方面感受颇深。
寻求多样性的高校办学理念
2002年，布兰登·尼尔森发布《处在十字路口的高等教育: 一个综述性文件》，赋予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六大使命: 促进人的潜能充分发展、推进研究和创新、对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作出贡献、繁荣社会、丰富多元文化和培养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围绕高等教育使命的转型，澳大利亚的大学在寻求多样性发展蓝图的基础上，凝练了各自的办学理念，显得各具特色。
麦考瑞大学的理念是“Ethical，Enquiring，Creative，Inclusive，Agile，Excellent”，即“德行、探索、创造、包容、灵敏、卓越”。该校研究实力较强，注重携手产业界，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学校紧邻澳洲最大的高科技园区，毗邻微软、思科、甲骨文、索尼等著名跨国公司，与他们在产学研方面合作紧密。新建的听力中心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典范，汇聚了听力科学、认知科学、语言科学等学科的研究。该校要求所有课程的教学必须有与企业合作的机制，让学生将课程学习与企业实习相融，使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充分地将知识与工作、生活紧密结合。
西悉尼大学提出了“Bringing knowledge to life”的办学理念，即“学以致用”，注重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该校的“翻译与口译”学位课程，是澳洲唯一一个被NAATI 认证超过 20 年的学位课程，与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所有授课教师都是行业资深从业人员或该领域研究的领头人，非常强调实践性。
墨尔本大学的理念是：“We shall grow in the esteem of future generations”，即“成长在对未来的景仰之中”。该校推崇多元文化，尊重个人思想，注重责任意识、解决问题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锻炼和培养。着重培养学生在学术造诣与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竭力为学生塑造独特的“墨尔本经验”。
新南威尔士大学以工科和商科著称，其校训是“Scientia Manu et Mente”（拉丁文），英文是“Knowledge by hand and mind”，意思是“知识源于手脑结合”，反映学校实践性学习与研究的办学特色。
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文化多元性已经成为一项国家特性，是英语国家中第三大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地国。1980年以来，澳大利亚掀起了大规模的国际教育产业化浪潮，高等教育成为最成功的出口服务业和最大规模的出口产业之一。进入21世纪，霍华德政府的“创新计划”加快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步伐。2005年11月17日，澳大利亚教育、职业、青年部长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输送一流的国际教育和培训》的宣言，表明要以质量为突破口，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重点发展跨境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和教育服务。2015年4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柏恩公布《国际教育国家战略草案》，这是澳洲政府首份国际教育国家战略，建议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国际教育产业。第一，设立正确的基石。对教育、培训和科研实施更强硬的国家政策，确保澳洲能保持世界领先的教育培训国家声誉。第二，向世界出发。国际教育包括在全球教育和研究行为的参与，意味着澳洲学生出国留学以及学习外语等，也包括在科研层面的合作。第三，保持竞争力。通过多方合作给国际留学生提供更高价值的回报。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策的刺激下，经济上的贡献、跨文化的交流甚至外交的增进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促使澳大利亚高校将国际化策略作为自己的重要办学理念之一，实施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999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莫纳什大学、阿得雷德大学正式组成了“澳大利亚八校联盟”，以“国际公认的、处于引领地位的精英大学”为目标，积极推行国际化战略，扩大对世界知识保存的贡献，加强澳洲参与全球发展的能力，扩展教育机会，使澳洲学生能够参与世界级的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际化的师生结构。2014年，墨尔本大学拥有1.614万名海外留学生，占其所有学生人数的29%。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海外留学生占所有学生人数的27%。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校拥有25% 的国际学生人数。澳大利亚高校从校长到教授都是全球选聘，教职工的外籍人员约占25%。第二，增加本土学生的国际学习经历。昆士兰大学要求25%的学生要有海外学习经历，并作为学生攻读学位、完成学业的一部分。第三，建设国际化的在线课程。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伯明翰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紧密合作，组成“Universitas 21(U21) 高教在线”，成为目前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在线研究生学院，供学生在线学习国际化课程。第四，构建国际学生服务体系。迪肯大学将国际化战略作为自己的重要支柱，强调培养地球村公民，营造大学的国际化环境，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学校设有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支持计划，从机场接机到住宿安排、从新生导览服务到学业咨询、同学互助计划、从宗教服务到财务应急支持等，构建了全方位的国际学生服务体系。第五，构建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合作研究网络。除 U21 联盟外，悉尼大学、西澳大学则加入了“世界大学联盟 (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 简称 W U N ) ”，通过设立国际项目发展基金、支持学者互访、合作开展研究等，促进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第六，开设海外分校，输送自己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1993年，伍伦贡大学在迪拜设立分校，成为阿联酋第一所外国大学。1998年和 2001年，莫纳什大学分别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建立海外分校。2000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在越南建立分校，设有胡志明市和河内两个校区。2013年，该校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建立了欧洲研发中心。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布兰登·尼尔森在《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中指出，“我们的教育应该保证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能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能”。澳大利亚高校将促进人的潜力最充分的发展视为高等教育的第一使命，强调要促进学生学会终身学习，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因此，非常注重从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转向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激发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知识，培养学生完善的个性。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注重启发学生的创新灵感，教学形式多样，强调师生互动，不管是课堂研讨、小组讨论，还是自主学习等，尽可能顾及个体差异，激发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从学习的主导者开始向学习伙伴的角色转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墨尔本大学、迪肯大学等都在改造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室空间结构，力图构建师生互动、学生合作学习的网状空间，以适应灵活的学习进程。
堪培拉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学术技能中心（Academic Skills Centre）”，对学生进行学术技能指导，包括目的性阅读、转述和概括、听课笔记、论文与报告撰写、批判性思维等专业性问题，也有计算机基本操作培训，多种层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面向新生的“Smart Study Passport（智能学习护照）”计划，也有不定期的、内容丰富的“Workshop（研讨会）”，以及在线咨询指导等。指导人员有专职、专业的教师，也有兼职的高水平学生。昆士兰大学的学生事务管理与学术服务紧密结合，为学生提供学业发展的全面细致管理，如学术政策与计划的制定、教学空间管理与学生投诉，学生的录取、考试安排、学费收取等。该校推行的“PALS（Peer Assisted Learning Sessions，同伴互助）”计划，由学术技能中心组织专业教师或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学生，既有面对面辅导，也有远程在线指导。麦考瑞大学图书馆不仅有现代化的机器人自动密集书库，而且特别注重为学生提供学术支持与指导，包括专业的学术指导人员，个性化布置与功能分区等，为学生学习与学术发展提供细致专业的服务。
西悉尼大学推出的“PASS（Peer Assisted Study Sessions，同伴互助学习）”计划，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也可以帮助学业困难者更快地融入学校的学习生活。由学校出资雇佣100多名参与过此项目并表现优秀的毕业生，在学生互助学习中担任辅导，每年有6,000多名学生参加互助学习，效果突出。
责权明晰的大学治理结构
澳大利亚的大学是根据联邦或各州的法案成立的自治型法人机构，外部受联邦或州政府监管，内部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委员会辅助决策机制。澳大利亚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 , 每所大学依法自行设置专业、进行课程认证，对完成应修学分的学生授予毕业证书和学位，并对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负责。联邦政府层面设立教育、就业及劳资关系部，负责高等教育的宏观协调，保障高校的教育质量，并向大学提供补充性经费支持，但不介入具体管理。另外，设置澳大利亚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负责认证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为职业教育、培训和高等教育领域提供学历晋级标准。而2011年7月成立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简称 TEQSA），作为独立的全国性教育监管机构，取代了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总署（Australian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简称 AUQA），把目前由各州和地区政府承担的监管活动以及由 AUQA 承担的质量保障活动统一起来，将联邦、州和地区的监管与质量保障机构的数量由九个减少为一个，根据必要、风险和适当原则，进行全国统一的教育保障和监管。TEQSA 依据《高等教育标准框架》规定的提供者标准、学历资格标准、教学标准、信息标准与研究标准，对高等教育提供者进行注册，并对其表现进行合格性评估和主题质量评估，不合格者将予以行政处罚，以保护在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权益，提高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卓越、多元化及创新发展。
2003年，布兰登·尼尔森发表了《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报告，其附件一为《国家公立高等院校管理议定书 》（以下简称 《议定书》），进一步规范了大学理事会及其成员的产生程序、人员组成、主要职责、风险评价与监控等。
《议定书》规定，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任命副校长为学校总监，并监督其执行情况；审批学校办学宗旨、发展战略、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负责高校的管理，包括负责审批重大商业活动；制定高校发展政策和规划；建立并监督管理和问责系统；总结并监督学校管理及学校绩效；学校风险管理。理事会规模一般不超过18人，其中至少2人具有财务专业知识，1人拥有商业专长。大部分成员应是外来独立成员，不包括现任州和联邦议会及立法机构成员。成员应采用提名程序，经任命或选举产生，代表大学利益，如不称职，将会被理事会开除。理事会每年召开会议不少于4次，议定有关事项，如昆士兰大学现任第33届理事会成立于2014年1月，成员22人，包括3名法定成员，分别是理事长（Chancellor）、副校长兼总监（ViceChancellor and President）、学术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Academic Board）；8名任命成员，8名选举成员，3名其他成员。理事会设有基建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荣誉学位委员会、立法委员会、风险委员会、学生申诉委员会等，以辅助理事会决策。
澳大利亚高校的日常行政管理由理事会任命的副校长兼总监实际负责，相当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下设常务副校长，另设多名副校长，分管学术、研究、国际事务等。他们与首席运行官（Chief Operating Officer）一起，组成校长委员会（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昆士兰大学还设有多名助理副校长（Pro Vice-Chancellor），辅助管理教学、发展等事务。学校另设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Academic Board Committees），行使学术权力，负责学术课程政策、教学、研究等事务。学院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负责学术战略规划，组织日常教学科研活动等。
澳大利亚高校办学特色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创新办学理念，彰显各自特色。办学特色是在高校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所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是一所高校的优势所在。特色是个性的体现，要有特色，必先培育和发展高校的个性。在管理体制、教学方式、校园环境、教育成果等方面都必须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校的地方。无个性的大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是缺乏生命力的。在学习国外大学先进经验的同时，要增强创新意识，不能亦步亦趋。没有创新，就没有特色，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第二，走国际化办学之路，深层次、多方位合作。在国际化办学上，我们应变“被动”为“主动”、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局部”走向“整体”，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推进国际化战略，走国际化教育发展道路。要树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观念，确立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培养全球视野的创新型人才，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设置国际化的课程体系，注重学科专业的交融性和语言沟通能力的培养。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要以多种方式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加盟，也要加强现有师资的国际化培养力度。学生的国际化水平是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标志，要多种方式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优化地区、专业和层次结构，通过联合培养、合作办学、国际专业实习实践等多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境外学习经历。要注意加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高度，力争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的合作。
第三，教育理念要从以“教师为中心”变为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的潜能发展。要由过去传授知识为主转向培养创新能力为主，实行以讨论、研究为主的教学方法，构建师生互动、学生合作学习的网状空间，拓展图书馆的辅助学习职能，开展同伴互助式学习，加强业界联系，做好实践性教学，同时改进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以适应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第四，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政府要依法管理大学，变直管为监管，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治理。要加快大学章程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学校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进行规范。政治权力是中国大学制度的重要特色，其标志是学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但是党的权力不能代替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学术权力，而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方针。行政权力由校长统一领导，副校长分工负责，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同时实行校务公开，接受社会和师生员工监督。学术权力是教授治学的核心体现，必须建立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咨询、评定、审议和决策权，尊重并支持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协调学术与行政关系，促进学校科学发展。同时，要注重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和研究生代表大会等机构的运行机制。（作者:刘培昌）
摘自《北京教育（高教）》2016年第3期
大学生有了更贴心的人
近日，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举行了班主任聘任仪式。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张弛老师等11位教授分别被学院聘为2015级、2016本科11个班的班主任，宋福成老师等4名高水平博士被聘为2017级新生班主任。
按照要求，教授、博士班主任主要发挥名师、专家的引领示范作用，使学生树立自信、开阔视野、启迪人生规划和健康发展。这是资源环境学院在为大学生配备专职辅导员、学业导师之外的一项新举措，力求构建辅导员、班主任、学业导师三位一体的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近年来，临沂大学实施“百名博士”人才引进计划，师资结构逐步优化，截至2017年，博士占比超过了24%，教授占比达到了13%。资源环境学院充分利用学校人才政策，通过“引育并举”积极培育师资，博士占比超过了80%，正教授达到了50%以上。学院为充分挖掘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补足专职辅导员数量不足，根据各个年级不同的特点和需求配备了相应的班级班主任，尤其是2017级新生博士班主任配备实现了专业对口。
教授、博士班主任要依照学院制定的职责要求，深入到学生当中，定期与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沟通和交流，分享人生感悟和学习经历，指导学生正确处理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人生成长指导；要指导带领学生参与科研项目、走进实验室、参加学术会议、创新创业竞赛、发表论文，为学生作一次学术报告，配合学业导师做好高年级学生的考研、就业指导，对学生进行学科专业指导；要向学生介绍学科专业前沿、国内外研究成果，以及国家科技强国战略发展成果等，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开阔学生国际视野。
在今年班主任选用上，资源环境学院本着“组织动员志愿担任，教授遴选名师优先”的原则，通过组织知名教授、博士风采展示和班级情况简介公开展示活动，让每名教授、博士和每个学生互相深入了解，进行双向选择。
“‘班主任’这三个字，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张弛表示，他一定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科学精神，做好学生人生路上的导师，引导学生健康成长。2017级地理科学4班的高晓说，“我的班主任是地理学博士宋福成老师，同学们都特别仰慕他。有这样的班主任陪我们走过大学四年时光，我感到很有信心。”
资源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卢金荣说，学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学生学业及思政工作模式，在辅导员、班主任、学业导师三位一体的学生教育管理体系下，形成“合而不分、分而不散”的育人合力。（通讯员:房霞）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10月31日
大连理工大学：本科生与导师完成“互选”
日前，经过本科生与导师的“互选”，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为2017级364名本科生配备了导师。在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指导下，本科生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心仪”导师取得联系，预约时间以进一步沟通交流。导师也可通过与本科生以及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的沟通对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最终确定是否同意本科生加入自己的学术科研团队。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2017级本科生张子傲从小对机器人情有独钟，他选择长期从事机器人领域相关研究，并选择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员丛明教授作为本科生导师。张子傲开心地说：“很荣幸在大一就能跟着丛老师的团队进行机器人研发。我相信机器人领域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机械学院本科生导师将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特长和职业规划，合理选择专业方向，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并在学生参加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等方面给予学生更悉心的指导和帮助。（作者：张平媛）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11月20日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实施三年
是什么吸引企业和大学一起培养人才
日前在京举行的2017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场面可谓火爆，参会人员不仅把北京会议中心最大的场地挤得满满的，而且在开会中，“我们还不断接到企业打来的电话，要求加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处长吴爱华说。据了解，已到会的高校有500所，企业达到350余家，共计1800余人。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是从2014年开始实施的，目的是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短短4年中，参与企业数量、征集项目数量、资助经费和参与高校数量均实现指数式增长。已有5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与近千所高校深度合作，合作项目近1.8万项，企业支持经费达3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的实施，教育部只是搭建平台，没有投一分钱，全部都是企业投入经费和技术，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政府组织的项目由政府投入”的认识。
那么，是什么吸引这么多企业出钱出力和大学一起培养人才呢？
在吴爱华看来，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现在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么做对企业有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间的竞争已不只是产品竞争，还在于战略竞争，提前参与到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会使企业在战略竞争中处于优势。二是大学里有很多人才和项目，充满了创新潜力，很多创意不见得马上成为产品，但是对企业的竞争力是一个很好的积累。三是使企业立足于公益，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投入资金和技术，使高校直接受益，但也间接地促进了他们在市场上或者产品上的开拓。
正如上述分析，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对企业和高校而言，其实是双赢的。腾讯云副总裁王涛以腾讯大讲堂为例介绍说：“在和学校合作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课程拿到学校直接去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课程缺乏系统性和体系性。现在我们正在和学校合作，和慧科教育合作，来进行完善。”
慧科集团总裁王浩如此解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无论是华为、腾讯，还是谷歌、亚马逊，这些优秀企业一定会去抓住最顶尖的人才，但是从一个企业的战略生态来看，每个企业有那么多的客户，那么多的渠道，内部有那么多的职能，它需要不同技能的人才，如果某一项技能的人才缺失的话，会给整个企业的战略生态带来挑战。”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企业会和不同类别的高校去进行不同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受到企业的欢迎，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教育部以“放管服”的姿态，为企业人才和高校改革提供服务。“以前学校找企业觉得挺困难，企业找学校也是一家一家地找，成本很高。现在教育部建立这个平台，把双方的需求和意愿汇合起来，并且进行规范管理，形成了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的良好生态和长效机制，所以受到欢迎。”吴爱华说。
记者看到，在对接会现场外专门提供的场地上，企业纷纷搭起展台，接受高校与会者的咨询。对接会还专门开设4个项目分会场，让企业进行项目宣讲和指南介绍，以促成校企双方分行业、分领域进行深入交流对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对接会上进行主题演讲时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机制创新，今后还要更广泛地汇聚社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看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指数式增长，还将继续。（记者:王庆环 晋浩天）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