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色校园到绿色大学
今年是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开工建设十周年，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山冈和湿地，没有人烟，当时我们确定了建绿色校园的目标。在校园规划时，学校突出因地制宜，环境至上，校园内各种功能区域、各种建筑之间、校园与周边环境之间，既个性卓然又浑然一体；在校园建设中，以绿色观念为指导，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多用环保材料，充分利用能源，减少浪费。除此之外，还特别强调校园生物的多样性，提出了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的计划和发动全球校友在校园里捐树造林等。
弹指十年间，仙林校区从一块荒地变成我们共同的绿色家园，这里有大楼，有大师，有伟大的事业和卓越的学生。可是，我们的脚步不能仅仅停留在绿色校园上，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所绿色大学。这样的大学除了有绿意葱茏的校园环境，还要有务实创新的绿色研究，更要有风清气正的绿色学风和生机勃勃的绿色文化，而最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有绿色理念，能够造福人民的伟大学生。为此，我给你们今后的校园学习和生活提几点希望：
一要“心静”，内化绿色品格。“南京大学的校园最安静，是一个适合读书做学问的地方”，这是国内外访客对南大的共同评价。来到这样的环境，你们首先要静下心来，一心向学。唯有内心清澈平静，方能潜心治学，宠辱不惊；只有胸怀宽阔宏大，方能求学百家，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丢掉思想包袱，清除心灵污染是一个绿化品格，修养自我的过程，要靠自身的努力。
二要“志远”，肩负绿色责任。你们毕业之时正是我们国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要在你们手上实现，你们是何等的幸运又是多么的重要。成其大者必兼其小，希望你们从现在起就要肩负起推动绿色科学研究，促进绿色经济转型，参与绿色文化传播的重任，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的南大人，让青春绽放光芒。
三要“行朴”，养成绿色习惯。“朴”是南大的传统和校风，来到南大，你们要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力行简朴，勤俭节约，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杜绝“水长流、灯长明”，减少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购物袋的使用，积极参与光盘行动，骑共享单车或者搭乘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养成绿色习惯。
四要“业精”，践行绿色梦想。作为社会中最具梦想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代人，你们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正在进行的这场绿色革命走得远不远、走得好不好。绿色发展离不开科学支撑和科技进步，南京大学作为四所高校之一，去年被国家确定为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你们的师兄师姐已经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在全国性的挑战杯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中崭露头角。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是一个最佳的练兵舞台，希望你们在师兄师姐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推动绿色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你们即将翻开新的人生篇章，愿你们把绿色的种子埋进心田，把绿色的理念贯彻在求学、生活中，做“绿色南大”“美丽中国”最优秀的建设者，为把我们的南大建设成为绿色大学的伟大目标贡献你们的青春与活力。（文章摘自作者陈骏在2017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10月9日
天津大学以学生生活园区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天津大学以学生生活园区为载体搭建育人平台，充分引入青年教师、专业教师、学工队伍以及管理服务人员四支育人力量，形成育人合力。
“园区＋青年教师”，建设通识教育为主旋律的互动课堂。以青年教师联谊会为载体，推动青年教师走进宿舍与学生互动交流，设置学生关注的人文、科技、社会等不同领域的议题，由住宿学生投票选择，通过小规模、多场次、近距离的接触促进师生交流。
“园区＋专业教师”，设立学业课程为主成分的学业辅导站。合理规划布局宿舍楼内的学生活动室，设置“学业辅导站”，定期制定和公布学习辅导计划，邀请专业课教师为学业困难学生辅导和补课，为学生提供环境安静、针对性强的学业帮扶和专业指导。
“园区＋学生辅导员”，建立成长发展为主方向的“加油吧”。完善硬件设施条件与环境氛围营造，充分利用宿舍内外物理空间，拓展读书分享、交流互动功能，满足大学生成长的多元化需求。
“园区＋管理服务团队”，开展健康生活为主目标的生活技能训练营。成立学生管理委员会，培养学生沟通能力与服务意识。以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为重点，发挥住宿管理服务人员的在生活技能和常识方面的优势与特长，开展“生活技能训练营”，为学生进行收纳整理、生活礼仪、生活窍门等知识讲解与指导，变管理监督为亲身示范，变单纯服务为教育引导。
摘自《天津大学网站》2017 年9 月20 日
尊重高教规律推动内涵发展
内涵发展更需要内生驱动力，体制机制便是“牛鼻子”。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体制应当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满足国家、社会、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长远需求和现实需求。
在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之际，中办、国办日前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新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必将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大国，正在向着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由大国到强国，根本上还要靠内涵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在数量规模上，不是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在质量上。我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逐年增长，单年SCI论文发表数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不少论文的被引用率较低。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实际间接地反映了高等教育作为科技发展引擎、人力资源源泉的社会供给质量不高，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需求不够贴近。近年来，大学生群体整体就业状况存在一定困难，这并不是因为我国的大学生太多了，而是与大学的系统结构和产业需求不匹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等有关。因此，提高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议题。围绕提高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质量下功夫，这就是内涵发展。
内涵发展更需要内生驱动力，体制机制便是“牛鼻子”。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体制应当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满足国家、社会、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长远需求和现实需求；应当具有足够的机制弹性，以焕发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保持大学组织的勃勃生机；应当有完备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以保障高等教育有序健康地运行，有益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的善治。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体制机制不活等深层次问题，妨碍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探索，影响了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的新开拓，拖住了服务社会的前进步伐。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着力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清除体制机制中的障碍，增强高等教育系统的内生动力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推进，才能带来高等教育系统的根本变革，才能实现真正有内涵的发展。
体制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深层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必然要求有符合我国特点和时代发展特征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改革必然触及系统的方方面面，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深耕细作”。在理念上转变不合时宜的观念，在政策上予以新的价值导向，在制度上冲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形成良好的治理格局和发展生态。
在体制机制改革中，特别需要注意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无论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科技创新，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体制机制改革只有更加符合规律，更能调动高校师生的积极性，才是有益、有效、有价值的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以及健康人格的成熟，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的发展，使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茁壮成长，切实克服功利化、工具主义等倾向，改变同质化现象。
科研体制改革要有利于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有利于不同类型学科的和谐发展，有利于科研队伍的相对稳定。科研机制改革要有利于创新成果的孕育和产生，有利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实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板，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实不可取，应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促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走向成熟。（作者：熊庆年）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9月28日
工科教育同样需关注理念培养
工科考试为什么不能如文科考试一样，考查一些观点性的内容？用文科的出题形式考查理工科的观点，大家陈述各自不同的看法，这同样是可以打分的。
近些年，工科教育在我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实施到“新工科”概念的提出，相关的工科教育理念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
然而，工科生的培养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难点。
作为一名工科领域的“行内人”，北京工业大学电控学院教授张一鸣曾先后在研究院所和高校工作过，丰富的经历让他对高校工科教育的现状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工科教育的很多问题并不是更新一两个理念就能够解决的。
工科教育的理科化倾向
《中国科学报》：眼下，我国的工科教育面临着怎样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一鸣：如果我们对国内高校的地理分布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中，能够找到的两所实力相当的顶尖大学，其中一所是综合性大学，另一所基本上就是理工科院校。比如在北京的北大和清华、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武汉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一点看，理工类院校就已经占据了我国高校将近半壁的江山。
尽管理工科的院校实力并不逊于其他类型高校，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理工科院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工科院校严重理科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学“理科化”和“文科化”的问题。很多工科类高校由于在考评制度等方面的不合理设置，正在迫使工科教师更多地关注一些纸面上的内容。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工科教育偏重“技术”传授，而理科教育则偏重“科学”传授。那么在您看来，这两者的关系如何？
张一鸣：技术有着“一肩担二义”的作用，其上游是科学，意指知识、真理等；下游则是工程，三峡大坝、电子芯片、人工牛胰岛素等都属于工程范畴。技术就是连接科学与工程之间的隧道，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打通这条隧道的主体就是“现代工匠”。
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科学是不依个人意志按照自洽的秩序向前发展，技术遵从科学的导引，重新规划和安排了我们的世界。工匠则是在此实践过程中，扮演了“类上帝”的角色。
因此，科学是技术的源泉。一个优秀出色的现代工匠应该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但技术毕竟不是科学，两者的主要差别之一便是误差。科学只有等号，技术却只有约等号，从来没有等号，必须承认误差的存在。
然而，工程技术的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一方面，承认误差的缺憾是工匠的入场券；另一方面，精益求精、误差为零是工匠们永不停歇的追求。有很多来自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研究生常常处理不好这两者的关系，经常把工程问题变成科学问题，拒绝误差，认为那样很不完美和漂亮。这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先有观念，还是先有公式
《中国科学报》：在对现代工匠的教育和培养中，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张一鸣：我觉得高校的工科教育应该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课堂上，某些更有利于学生自身提高的观点或理念性内容，往往并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相反，某些更“实用”、更“短平快”的知识性内容却更受学生欢迎，这是为什么？
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些知识性内容在学生培养中所起的作用。但这种现象应该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应该是先有观念，还是先有公式。作为学生，当然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的卷面成绩提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恰恰因为这样，很多学生对教师上课时讲授的观点、思想并不感兴趣，直接记住公式或许能更快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也曾试图教给学生一些诸如数字化、人工智能等他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但我遗憾地发现，相对于这些知识，他们似乎相对更关心考试和工作。这反映出高校的学生在知识获取方面的某些功利性倾向。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这是高校教育理念出现了某些偏差吗？
张一鸣：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我们不能否认，这的确凸显了目前高校工科教育中的某些问题，教授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观点，向学生灌输思想、价值和意义，但是学生觉得这些又不会在考试中出现，因此没有意义。这说明目前高校工科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过于僵化。工科考试为什么不能如文科考试一样，考查一些观点性的内容？比如考查学生如何理解数字化生产对于这个时代、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用文科的出题形式考查理工科的观点，大家陈述各自不同的看法，这同样是可以打分的。这样的出题形式有何不可呢？
此外，我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高中教育所延续下来的。高中阶段的学习强调的是精学，但是大学却不是这样，大学要求学生掌握一种思想和观念。比如我在授课中，从来不在黑板上面讲解例题，而是把观念引入学生的头脑中。学生要学会抽象思考，遇到具体问题，自己运用思想去解决。然而，很多学生却依然停留在高中的“精学”阶段。
大学需要讲“理”
《中国科学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大学其实是在给某些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补课”？
张一鸣：必须承认，当前的学生在某些程度上，考虑“我”的因素太多了，每做一件事、说一句话都要打下印记。有学者曾将其定义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工科教育中，这种现象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我之前提到过的学生重考试、轻思想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这还是我们在教育中存在问题。高校在培养学生时，固然理应重点培养他们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方面培养的缺失实际上是从中小学教育中就存在了。
《中国科学报》：那么对于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内容缺失，大学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张一鸣：我认为大学必须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而在此之前，第一步就是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以及人和人应该如何有效沟通，如何进行思想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一些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大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缺乏理性的态度，更遑论科学研究了。因此在科学上，理性的思维、观点和态度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理性是踏入科学大门的第一道门槛。
此外，我们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中小学的班级里，学生会被划分出几种“类别”。这其中，“学神”级的学生一般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学会用抽象思维解决具体问题了；而所谓的“学霸”级别，则还需要通过大量“刷题”，从具体题目中积淀出一个模糊的抽象思维。
在大学阶段，学生靠刷题是刷不出优秀的科研能力的，所以只能靠抽象思维。但是目前高校中的很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依然不会运用抽象思维。这是学生在中小学所遗留下来，也是亟须大学补课的问题之一。（作者:陈彬 许悦）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10月18日
大学课堂网络化的利与弊
美国QZ新闻网站日前刊载文章，讨论大学实施网络虚拟授课实践中的得与失。
文章认为，如今，过去那种每天早上一群睡眼惺忪的大学生们蜂拥去课堂上大课的模式正在消亡。文章介绍了今年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在互联网授课方面做的新尝试。该校两位经济学教授今年开设的微观经济学课程，通过网络数字平台给全校3000名学生上课，而以前这门课在实体教室内最多只能容纳300名学生。多出来的那2700名学生，以前虽然也因为专业的需求而需要选修这门课，但是因为这门课的授课教师人数和授课场地的容量限制，这2700人甚至一度需要抽签来决定谁能上这门课，结果就是很多人因为这门课程选不上而延期毕业。
他们的网络授课模式是这样的：老师在一个透明的白板上面写下方程式和各种概念，这个白板实际是一个摄像机，通过它，教师与学生们在网络上实现面对面。这只是网络教育的一个环节，此外还有小测验、问题集、虚拟学习小组等，以确保学生保持与教师之间足够的互动。为了确保网络授课过程中的学生们足够专注，新的互联网授课数字平台安排了不断的新东西来刺激学生。在平台上，学生先观看简短的授课视频，随即就需要回答相关的问题；同时，授课系统还会防止某些人跳课学得太过超前或者落后太多，如果有人考试成绩太差，系统会自动通知授课教师。这就像是电视节目套餐中的家长控制系统，只是更加个性化、先进化并且智能化，避免有些学生囫囵吞枣学得太快，也防止有些学生落后太多跟不上进度。
网络授课能让大学教授们教更多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名师，网络授课能让他们拥有网红的潜质。网络授课还能让同一门科目不同环节的教师们有机会对不同教学环节进行整合，教授们不用再苦恼于找他们的研究生们来当助教。网络教学能够把负责入门教学的老师和负责高阶教学的老师整合为一个有效的整体。
这种虚拟授课实践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缺点同样非常明显。
文章指出，目前社会大众对过去大学那种学生们聚集在一起上课的模式有深厚的感情。普遍的观点认为，学生们每天早上聚集在一个教室里，通过思想碰撞实现提升，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提高社会交往能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如果学生们上网络课，就会待在宿舍里对着电脑，可这样的行为在一般人眼中，就是没干什么正事只是在网上瞎逛。而且网络授课不可避免地会让学生们接触其他不同观点的机会变少了，过去他们可以在实体课堂上面对面地辩论不同观点。
文章介绍说，拿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实践来说，因为网络授课的推广效果还不明朗，相关的学生家长们已经推迟缴纳了学费。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同意了孩子们不去课堂而是在宿舍里付费观看网络授课。这种观望情绪是明显的，因为家长和学生们心里多少有点犯嘀咕。毕竟，穿着睡衣在宿舍里上网课，不与学生和教授交流互动，会对学生的交往能力构成损害，而这种能力是学生走向社会时必需的。
文章指出，尽管面临各种问题，网络授课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扩大受众面和节约相应的师资后勤方面。一些老师鉴于网络授课的利与弊，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混合式教学”的模式，既包括物理环节课堂教学，也包括数字平台虚拟教学，通过前者确保师生互动交流，通过后者确保知识传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络授课实践也在积累各种必要的数据，这些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对网络授课提出更多的改进建议，从而让网络教学效果更好、资源利用率更高。
文章特别介绍了目前美国网络授课实践中发现的一些现象。比如某些课程在讲述新知识的时候适合用网络进行在线教学，这类学科包括数学、计算机、物理等；而那些人文学科和语言学科，在讲授新知识的时候就不适合进行网络在线教学。当然，针对人文学科和语言学科的互联网技术改进也正在进行，乐观者认为未来这种情况会有较大改观。
文章补充说，目前网络教学的铺开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消费心理的抵触。毕竟完成一门大学网络课程同样需要不少美元投入，相比以前的大学课程，不仅费用没少多少，而且还见不到“活的”导师，有些美国学生家长并不买账。
（作者：成博）
摘自《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