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什么是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事业该如何回应13亿人民的期待,该如何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任?
……
面对时代考题,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事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始终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抓公平、改革抓体制、安全抓责任、整体抓质量、保证抓党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5年来,13亿多人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梦正逐步成为现实。
5年来,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逐步构建。
共享发展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不断提高
来自重庆开县的黄琪,6岁时父亲去世,下岗的母亲打零工供她读书。考上北大后,黄琪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学校免除了她的学费,并提供了一份勤工助学岗位。品学兼优的她以年级第一的成绩保送为博士生。
万方玉是重庆市云阳县上坝乡人,受益于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5年高考后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录取。此前,他的同乡李勇、喻仁伟也受惠于该项计划,圆梦北大,结束了这个乡一直无人考上知名大学的历史。乡亲们用修路来表达心中的喜悦,他们希望娃儿们都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广阔天地。
5年来,如黄琪、万方玉这样,受益于教育公平举措的孩子有很多。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领域深入贯彻落实共享发展新理念,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努力扩大多样化高质量教育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全体人民平等受教育权利,教育保障条件不断改善,教育发展水平和公平程度迈上一个新台阶。
有这样一些数字值得镌刻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史册上:
目前,我国有 51.2 万所学校,1578 万名教师,2,65 亿在校学生,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均居世界首位;
2016 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比 2012 年提高 12.9 个百分点,达到 77.4 %,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3.4 %,比 2012 年提高 1.6 %。义务教育高水平普及,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16 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87.5 %,比 2012 年提高 2.5 %,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 %,比 2012 年提高 12.7 个百分点,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
从 2011 年到 2016 年,16—5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7年增加到10.35年。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意味着我国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意味着教育投入持续增加,教育发展保障条件的不断改善。2012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体现了中央优先保障教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意味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教育公平不断迈出重大步伐。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实践经验课题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研究”的调研,5年来,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加速,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教育资助体系实现学前到研究生教育全覆盖,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共资助学生4.25亿人次,资助金额达到 6981 亿元,财政投入达到 4780 亿元。
与此同时,教育的难点热点问题被逐步解决:义务教育质量整体提高,让家门口就有好学校,努力从根本上解决“择校热”问题;随迁子女异地就学障碍逐步消除,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更重要的是,教育精准扶贫成绩斐然。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取得显著成效,这一国家工程覆盖全国2600 多个县近2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被誉为“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史上中央财政投资最大的单项工程”,3年多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336亿元,带动地方投入2500亿元,过去学生自带课桌椅、睡“大通铺”、使用D级危房等现象基本消除。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全面实施,农村学生身体素质显著提高。重点大学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人数大幅增加,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在内,5年来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27.4万人,更多农村孩子有了上重点大学、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内涵发展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正加速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进入“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内涵发展新阶段,教育系统进一步树立科学的育人观,坚持正确导向,强化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突出教育教学,提高教师能力素质,树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为根本标准的教育质量观,健全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内涵发展不断深入。我国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强调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归根结底就是要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切实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研究”总课题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说。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形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立志是一切开始的前提,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
5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意识到,培养适应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一代新人,需要教育“强基固本”。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增强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观念,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一批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茁壮成长。
与此同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推进,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记者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研究”课题组了解到,5年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基本形成,高等教育也建立了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推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协同,与实务部门、科研院所、相关行业部门共同推进全流程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教师是关键
5年来,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加强,成为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支撑。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初步建立,涌现出张丽莉、李保国、黄大年等一大批优秀教师。教师队伍素质能力整体提升。教师学历结构不断改善。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正逐步形成。国家把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截至2016年底,全国22个实施省份中,有684个县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8.1万所学校的近130万名乡村教师。
保障教育质量,标准和监测体系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质量标准和监测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教育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确立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学生核心素养,研制各学科课标与学业质量标准。教育领域各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层面的规范、指标、指南等近800项,让教育有标可循。
协调发展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重大战略,以教育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为导向,教育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包容性、可持续性达到新的水平。”陈宝生谈道。
5年来,一系列举措深入人心:
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协调推进城乡教育发展,2012—2016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增加近1500所,镇区的初中学校增加1000多所;
国家出台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一次对中西部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顶层设计;
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程资金,90%投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继续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构建更加开放通畅的人才成长立交桥,畅通职业教育学生升学通道;
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数占到硕士学位研究生总数的将近一半;
终身学习“立交桥”更加畅通,建成覆盖全国城乡、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重的继续教育组织体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学校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办学效益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东中西部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教育层次类型结构更加合理,人才培养体系日趋完备。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专业和区域布局结构不断优化。
创新发展现代教育治理改革取得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基本形成教育改革的‘四梁八柱’架构,教育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新局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加快构建和应用教育新观念、新技术、新模式提供体制机制支撑,激发了教育活力,释放了改革红利。”陈宝生谈道。
5年来,这些改革举措,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
——国务院启动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形成高考改革实施方案,“两依据一参考”招生录取模式在上海、浙江取得突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在各地陆续建立;
——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人数占当年高职招生计划总量的比例从2013年的43%提高到50%以上;
——高校招生录取公平状况明显改善,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近百万中西部孩子圆了大学梦。高考加分项目得到有效清理规范,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
——启动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依据的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各地普遍将优质普通高中的招生名额按不低于30%的比例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各初中。
这些举措意味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的新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与此同时,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制度政策体系基本确立,为民办教育长远健康发展铺平道路。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走向深入,教育治理现代化迈出重要步伐。教育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全面推进。
“5年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办学、教师依法执教、社会依法支持和参与治理的教育法治实施机制和监督体系不断健全。”采访中,一线教师普遍认为。
开放发展中国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中心
“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回国服务,大批归国人员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神州大地与世界各地回响。
党的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开放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中国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中心。
——双向留学与人才引进规模迅速增长,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留学中国计划”扩大了来华留学规模。2016年,外国留学生有44万人次在华学习,比2012年的33万人次增加约11万人次,学历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比例上升较快,我国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留学目的国。截至2016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万人,十八大以来5年回国人数占到70%。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
——多边、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已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5年来,在原有的中俄、中美、中欧和中英4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基础上,又拓展建立了中法、中南非、中德、中印尼4个新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不断增强。
——教育“请进来、走出去”稳步推进,带动我国教育质量提升。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增多,丰富了我国教育供给和优质教育资源。
——教育部先后部署实施多项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落实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陈宝生指出。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7日
高等教育转型的结构——制度整合模式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大变化、宏观政策导向的重大调整及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重大转换,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成为一项战略性任务。这一转型,不仅是外在形态的改变,也不仅是部分高校或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部改革,而是结构与制度的深度变革与重塑。
一、结构体系的重塑是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问题
(一)转型的终极目标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再次重构
高等教育转型是由经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外部驱力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困境所产生的内生动力共同作用所催生的重大变革,其本质是以结构性改革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矛盾,是高等教育在结构层面提升适应性、发展性和寻求新的增长点的一次超越。结构是审视转型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的观点倾向于将转型视为一个侧重于某些或某类学校层面的政策设计,这种认识容易导致高等教育改革的局部失衡和转型的碎片化。在系统思考转型问题时,仅有微观视野远远不够,还须将转型的价值统一到建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宏大使命中,将转型的实践置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优化乃至重塑的现实语境中,以期获得“先见森林再见树木”的宏观视野和整体架构。这既是系统推进转型需要尊重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深刻领悟转型本质的价值判断。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性的变迁,跨空间性是转型的应然属性。跨空间,意味着转型不是某个大学的某项其体改革,而是整个大学群体或所有大学不可避免的使命。如果把转型单纯地解读为某一层次、某一特定群体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调整,无疑是将这项工作狭隘和弱化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转型必然强调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整体协调。只有大学群体在整体优化的框架下,各自遵循一定的角色定位,不断强化自己的特色,并沿着自己的轨道拓展发展的空间,转型才能实现其最大效益。也只有通过高校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才能共同促成一个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体系。这样一个性能稳定、运行良好的高等教育结构系统,犹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价值追求的主动认知,保持整体结构与功能的动态适应性,保持高等教育系统在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因此,转型就是对高等教育“实然结构”与“应然结构”的一种主动调适。
(二)转型是高等教育宏观结构布局与大学个体功能定位的深度融合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优化是一种更为强调宏观愿景形成与价值实现有机统一的范畴,其应然状态是以学校个体转型作为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基石。
高等教育宏观结构调整与大学个体微观功能调试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现实中,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依赖大学个体的功能定位而重构,而大学个体的科学定位需要结构体系的引领和启发,每一次高等教育结构的大规模调整都预示着大学个体功能调试的开始。转型是以教育结构体系的重构为航标的大学的结构性发展,是学校个体对自我发展的认知与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化双向互动的过程,具有社会性、集体性、协调性的结构目标和价值追求。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改革发展带来的诸多困境,大学需要对自身的结构性失衡予以矫正。但一般来说,“对变化的反应不总是单一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反应,甚至相同的个人和群体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反应”。以大学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结构演进,表现为多范式、多端口和多选择的过程。
虽然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要应对“转型”这一重要的时代议题,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转型的具体任务会有差异,不同的大学对于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缺陷也有着不同的回应,秉持着不同的方案和行动。任何大学的发展都不能离开自身特定的场域,都应有自身独特的位置、资源和习惯。脱离了自身的位置,舍弃了原本的资源,改变了适宜于自身发展的行为习惯,转型发展就很难成为有深度的内涵发展。
大学,或由地方本科高校转变为应用技术型大学、职业教育型大学,或由教学型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抑或由短期大学转变为职业教育学院等,这些办学类型的改变、办学层次的提升、学校功能的拓展都意味着大学从一种生命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生命状态,均有可能为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带来新的生机、注人新的血 能定位、层次格局进行重新审视和改造,重新确众发展的基本价值或内涵,最终建众起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形态。
而伴随高等学校之间功能的分化、协同及相向发展的态势,高等教育整体结构也趋于重新设定。分化和协同的基础在于大学整体体系的协调稳定和功能的匀质发展,而非一盘散沙或整齐划一。因此,当今高等教育之转型问题,并非从高等教育体系中分化出应用型大学这么简单,也绝非局限于部分层次、部分高校的独自变革、转型或更迭,而是通过科学确定高校在学术性和专业性、研究型和应用型等方面的目标定位,重塑高等教育体系,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大学功能分化的有机协同。
二、制度体系的再造是高等教育转型的根本保障
(一)高等教育转型迫切需要系统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是制度性发展。以结构体系重塑为终极目标的高等教育系统性转型的背后,必然是共同的制度性因素。制度的创新不仅为高等教育发展注人新的要素,而且往往成为系统推进转型的强大引擎。转型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从统揽全局的角度建众完备有效的制度体系。
当前,转型所面临的制度问题是系统性的,诸如,如何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分化与协同的教育体系,打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机制、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衔接机制,促进大学结构体系的协调、大学功能的分化与协同发展;如何改变传统的评价模式,建众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估标准,为转型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和舆论基础;如何明晰大学在高等教育转型中的主体地位,在招生制度、教师聘任制度、专业设置制度等方面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空间;如何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如何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系统的运作机制,通过经费保障转型、信息促进转型、评估引导转型、试点带动转型等多措并举,使转型行为得到规范、引导、约束和有效履行,等等。这些制度供给障碍、制度实施困境不改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系统性转型自然难以有效推进。当前,亟须各级政府把创设适宜的制度环境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转型的各种制度条件,营造实现转型的适宜土壤和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建构促进转型目标的全面实现,这也是高等学校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制度创新的关健是优化转型的动力系统
推动转型发展,需要重视并妥善解决不同转型主体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在高等教育转型中的责任和限度。当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教育治理方式仍未根本改变,高等教育面临着外生动力主导发展、资源配置行政化、大学自治能力弱化等问题,仅依赖基于政府行政驱动和统一命令式的转型将会造成巨大的失误或导致低层次的转型行为,提高转型成本和滋生各种转型风险。要使转型发展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统筹协调不同转型主体的关系,构建外生压力和内在动力相结合的动力机制,通过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的政策推进、行业企业的协同参与及高等学校的组织实施,明晰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机制,疏通资源壁垒,解决好利益分配、风险防控、职能整合等关键问题。
由于动力源的不同,转型的实践样态大致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和源于学校的自主探索模式。从总体进程来看,转型一般从政府强力推动开始,贯穿其中的主线包括政策动员、政策认同、制度引领、政策设计、资源调控、选择试点、全面推进等一系列环节。随着转型的深人推进及转型系统研究、经验的不断丰富,高校自主探索模式将成为主流。这就需要在“依法界定行政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依规律调整行政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顶层设计、宏观引领、政策调控等职能,不断调整改革现有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一些既有的运行规范,加快构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则。要凸显高校的主体地位,因为任何改革决策只有转化为学校的行动才能实现。要以“何以”和“如何”催生大学在转型过程中的内生动力为主线,形成支持转型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和制度保障机制,提升大学的自我转型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另外,转型不是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高等教育诸多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除了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完善外,行业、社会的监督与参与也必不可少。目前,鼓励和促进社会参与高等学校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仍然不足,有利于行业充分发挥参与、指导、评估职能的制约因素依旧存在,需要从政府政策和具体实践层面进行规范。
三、构建“结构--制度”整合模式是全面达成转型目标的关键
(一)建构“结构--制度”整合模式是全面推进转型之必需
无论是结构重塑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转型的实质性判断。结构与制度是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两个不同的作用路径,既具有各自相对独众的领域,也存在着交互作用。将两种作用路径放在一个框架下分析,可以看出,转型的战略方向即转型意图是什么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转型目标,事关高等教育在功能、布局上保持良好生态的价值导向,是转型战略的出发点、落脚点与判别转型效益的标准;而制度作为转型战略实施的系统支撑,是依据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及治理模式等因时、因地、因实施主体特征来灵活选择具体路径,是判断转型驱动方式、谋划转型策略过程、营造转型环境的基本依据,构建适切的整合路径与机制,努力在关涉转型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是推进转型的关键。
“结构--制度”整合模式统合着转型的目的与手段、内在与外在、动态与静态等价值特质。首先,结构与制度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联结。转型是从一种发展方式向另一种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和结果。“转”强调过程,“型”强调目标和结果。转型既可能是外力推动,也可能是教育系统内生或大学自组织过程,但系统转型的背后,必然有制度的规范和固化作用,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性手段引领转型的全过程。其次,结构与制度是外在与内在的关系联结。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是外在的、本体性的社会关系,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制度的存在基础;同时,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结构的维系必须寻求制度的支持。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就是结构性的存在,转型自然也是大学个体在系统结构中的重新定位。同时,制度的超强合法性及其资源配置与动员能力,也必然通过计划、指标、项目乃至指令的方式对转型产生引领作用。另外,结构与制度是动态与静态的关系联结。转型不是直线的进步,而是螺旋的上升,包含动态与静态的过程。这其中,结构体系的调适是一个具有时效性和动态性的范畴,这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自身的运行逻辑上,也表现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而制度具有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内容的客观必然性和客观独众性等特质,在一定周期和时段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转型既要促使大学个体在结构的逻辑下不断与外部世界交互碰撞,又要通过制度逻辑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来保持有效状态的相对稳定性。只有坚持以结构重塑和制度再造作为深人推进转型的主轴,建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转型目标与转型动力的协同,也才能真正达成预期的转型目标。
(二)实践“结构--制度”整合模式需要优化三个机制
转型不能停留于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缝缝补补,要在结构重塑的目标驱动下改造学校,以制度创新为路径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推动结构逻辑、制度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化。实现“结构--制度”整合模式,要着力建众聚合--依存机制、分工--协作机制和规范--整合机制。其中,聚合--依存机制,即依据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学校的相似性,建众共同的价值体系、共同的目标导向、共同的转型规范,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借鉴、示范推广、共存发展的转型机制;分工--协作机制,即宏观层面加强分类引导,实现高等教育的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及运行秩序的再构,使不同类型学校为实现共同的教育理想和整体目标,分担不同社会责任和高等教育职能,微观上促进院校实现自我改革,形成自主发展的机制;规范--整合机制,即将各种功能分化的高等学校类型关联成一个整体,以全局的视域及时、合理、有效地调节高等学校的转型行为,体现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整体性思考、综合性设计与系统性规划,使每一所大学的转型过程与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的优化过程实现动态的、辩证的交互进行,只有每一个成功转型的大学凝结成有机整体,才能增强高等教育的整体适应性和综合竞争力。另外,要通过这种规范--整合机制规划处理好“全国一盘棋”宏观调控与充分调动地方与院校积极性的关系,形成上下联动的合力。(作者:刘国瑞 高树仁)
摘自《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上一堂大学财务安全教育课
编者按
日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关于“大学生陷入校园贷泥潭”的问题时表示,根据规范校园贷管理文件,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最近一段时间,一些违法违规校园贷导致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校园中的师生,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自身的财务安全问题?本期,我们共同关注——
校园防骗需要牢记“三原则”
大一新生陆续入学,校园注入新活力,对于骗子们来说似乎也看到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各种传销、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校园贷等等花样繁多,层出不穷,一不留神,会给涉世未深的校园“小鲜肉”们结结实实上一堂“大学财务安全教育课”。
近日,合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校园贷”诈骗案,涉案学生多达240余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时间往前推一个月,今年8月2日,李文星事件被媒体曝光。生前种种迹象表明,他在网络招聘平台找工作时,落入了传销组织,年仅23岁的李文星生命最终画上了句号。而在去年的8月19日,被高校录取的徐玉玉因为接到陌生电话,为了接受一笔助学金拨打了“教育局”提供的“财政局”电话,按照对方“激活账户”的指令,将准备交学费的9900元打入了骗子提供的账号,后在报案回家的途中不省人事,最终不幸离世。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各种诈骗距离自己很远,所以往往看看就算了。如果非要用生命的代价才能唤起对某种丑恶的重视,如果非要等到自己摊上了或者关注了才开始了解某种陷阱的存在,这让人感到悲凉。所以,无论悲伤,无论沉痛,如何避免悲剧重演才是更大的警醒。
学生们的财务安全,看起来似乎防不胜防,不过只要心中有法,行为有度,掌握三个基本“原则”,依然可以做到“任尔八面来风,我自岿然不动”。
一是不“贪利”,也就是不要想着占小便宜。我们从小就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掉了也不要去捡,因为本来就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何必哄抢?何况你怎么知道那馅饼是否安全干净?所以,不管是多么大的诱惑,不管是什么中奖消息,不管是什么打折链接,自己不想占便宜,往往就是百毒不侵的。占小便宜肯定不能长久,反而可能会被利用,盘点一下被骗的各种案例,背后最多的一条教训,一定是因为贪图便宜。
二是不“欲速”,也就是不要想着迅速发财。我们从小就知道“欲速则不达”,也知道不能指望“一口吃个胖子”。所以,不管是什么商务代理,不管是什么营销培训,不管是什么人生机会,你自己必须相信一切要靠实力慢慢来。很多大学生很孝顺,想为家庭分担压力,这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凭什么迅速发财?这个世界哪有唾手可得的财富?机会来得比彩票还容易,难道不需要斟酌下么?何况,大学本来就是在投资,投入时间投资未来,大学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夯实基础,学好专业培养能力锻炼自己,如果总想赚钱养家,那真不应该来大学,直接去找份工作更容易看到收益。
三是不“轻信”,也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注意,这里强调是不要“轻易”相信,不是不要相信。每个成功的人生里可能都离不开所谓的“贵人”,但是“贵人”不会那么容易天上蹦下来。如果突然有一天冒出来很多老乡的老乡、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冒出来很多莫名其妙对你很热情的人,多点留神,并不过分。不管是什么签字画押,不管是什么签名确认,不管是老乡还是同学,不管是舍友还是队友,不管是给别人帮忙还是你自己承诺,只要涉及签名、身份证以及银行卡,都要慎重,因为签了名往往就是契约,就是合同,都涉及个人的财务及其他方面的安全。对于某些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也要冷静想一下,无论是你的银行卡出了问题,还是家长收到孩子住院或者被抓的消息,都要先问一句:是真的吗?能否花两分钟确认一下?能否找官方核实一下?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在校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谬误,并不是教我们去做怀疑论者,也不是教我们生活在不信任的恐慌之中,更不是教我们整日惶惶。生活只是教我们做一个聪明的好人,不给坏人以作恶的机会,不给好人以受伤的可能,发现真善美,防住假恶丑,这才是美好生活和美好世界。(作者:徐川记)
摘自《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14日
让消费回归理性,扎好校园线上线下篱笆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校园贷”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营销,利用大学生攀比心理较重、防范意识不强的特点,在学生群体中具有广泛的市场基础,部分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对个人和家庭造成消极影响,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日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对大学生校园贷款问题进行回应: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这是国家层面对“校园贷”不法行为的一次明确宣战。
我认为,违法违规的那些“校园贷”,之所以能在高校大行其道,直接原因是抓住了95后学子的心理特点。当前高校本科生主要出生于1996年到1999年,他们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其成长经历贯穿了互联网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对于新鲜事物保有较强的兴趣,猎奇心态较重,追求独立、自我和个性。消费观念上,他们对于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不排斥,攀比心较重。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父母的过度呵护,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对于社会上的不良信息缺乏足够的鉴别力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鱼龙混杂,那些违法违规的“校园贷”往往会披着“低利率”“一键申请”“随时取用”等形形色色华丽的外衣出现在他们面前。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很难第一时间认识到这是一个美丽的诱惑和陷阱,反而把它当作解决临时经济问题的快速通道,进而越陷越深,以至于酿成严重的后果。随着利息滚雪球般的增长,无力偿还贷款,学生身心受到严重困扰,悲剧时有发生,甚至对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何防范“校园贷”,净化校园环境,迫在眉睫。
结合笔者工作实际,学校应该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加强统筹协调,学校宣传部门、网络部门、学工部门、保卫部门等要强化联动,加强对“校园贷”的教育,利用校内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广泛宣传,提升学生防范和鉴别能力。其次,要加强对各类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的指导和监管,许多“校园贷”机构为进入校园,会以赞助某场活动的形式与学生会、社团等主动联系,借以通过学生组织,披上进入校园宣传营销的“合法外衣”,这种行为往往更具有隐蔽性。由于有校内学生组织在背后为其“站台”,往往更能够消解学生的防范。因此,需要对学生组织负责人进行专题培训,明确与校外机构和组织合作的“红线”,加强对学生组织接受校外赞助和资金的监管力度。此外,辅导员、班主任要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线学生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应当及时了解学生的生活情况及困难,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引导学生通过理性的方式解决遇到的眼前难题。尤其是要关注贫困生群体,他们由于经济困难,更加容易被“校园贷”所影响,学校应加强对贫困学生的帮扶力度。当然,如学生确有经济需要,学校应及时引导学生通过正规银行机构进行小额贷款,而且要与学生家长建立稳定沟通机制,随时把握学生的消费动态。
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讲,确保个人财务安全,最根本的是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大学是求学的场所,学习是在校学生的第一要务。尽管学生成长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但身处同一个校园,接受同样的教育,不应该在物质上盲目攀比。如果一定要有所竞争的话,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个人的学识与修养。诚然,在互联网时代,大学已经无法超然于社会,物理上的围墙已经无法阻隔社会对于大学潜移默化的浸染。对于学生而言,必须始终擦亮眼睛,加强鉴别能力,保持思维定力,勇于对来自形形色色的诱惑说不。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免费的午餐”,少一些物质层面的攀比追求,多一些精神层面的价值引领,永葆一颗积极求学的恒心,始终充满阳光,认真打好人生的底色,珍惜青春韶华,为人生事业起步积蓄能量。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校园贷”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伴随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事件,也告诉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理性看待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产品和引发的新问题。高校学子是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但由于其涉世未深的先天属性,极易成为各类互联网“病毒”的“易感人群”。要根治“校园贷”等社会毒瘤,需要整个社会联动起来,从源头上遏制社会不良事物对高校学子的侵袭,共同为万千学子营造清朗的学习环境,让学子回归安心求学的人生轨道。(作者:武超)
摘自《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14日
财务和信息安全面前,“找家长”“找老师”不丢人
无实物抵押,有证就有钱,放款速度快,代办也可以……这样的短平快等特点,让某些“校园贷”在并无稳定收入的大学生群体里颇受青睐。
一方面,由于尚未就业,生活和学习费用都必须依靠家庭,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的我们在一开始对金钱是没有很多周全概念的,一般情况下只知道按照平时的标准来,这样很容易导致生活费不够,陷入“月光族”的窘境,而一旦父母给的生活费用光了,因为羞于向父母启齿,有一些同学就很容易受到社会人员甚至同学的误导,陷入某些“校园贷”的陷阱。
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中的很多人正处于人格形成期,对个人感官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对自身安全的关注,加上理财意识薄弱、对网络平台上电子信息自我防御意识不强,校园贷的出现就满足了其中一些人渴望通过贷款来实现“超前消费”的愿望。一些选择校园贷的学生,最开始仅仅是为了要买一部时髦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就去贷款几千元,但是却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偿还能力,而不得不借助其他贷款平台,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导致恶性循环。除了“超前消费”的习惯,如果平时还有大手大脚花钱的恶习,那就真成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父母提供的生活费肯定不能满足其需求,校园贷的泥潭就开始朝这些人招手。
作为一个学生,我认为,要让同学们避免校园贷威胁自身的财务安全,首先需要学校层面积极行动,比如在新生入学期间组织一次彻底的风险及诚信教育,让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们知道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和安全价值。另外还应该考虑设置相关的基础法律通识教育课程,让学生们了解校园贷的法律漏洞,以及面对贷款的正确消费态度。其次,作为家长而言,在对子女的培养过程中,应该把预防针打在前面,比如适度让子女接触一些独立生活的经验技巧,适度培养子女的理财能力,形成合理的消费观。最后,作为学生自己而言,成年人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具备起码的社会生存和适应能力,至少应该花一些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理财知识,提高对自身个人信息安全的防护水平。
我们大学里有个潜规则,就是大家往往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了,遇到事情不太愿意“找家长”“找老师”,但是遇到这类涉及财务安全和个人信息的事情,先“找家长老师”来商量,绝对是必要的。(作者:王榕)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4日